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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日，人以及各党派知名人士齐聚城楼，来见证这对于新中国具有历史意义的“开国大典！”
有心人会发现，作为我党“五大书记”之一的任弼时并没有出席这场盛大的开国大典，这是怎么回事呢？
任弼时原名任培国，1904年4月30日，出生于湖南省湘阴县塾塘乡唐家桥。他的父亲任裕道是一名清苦教师，因为不满晚清政府的愚昧腐败，所以给孩子以 “培国”为名，便是想让儿子长大后为国家培养人才。
1915年，11岁的任弼时考入了长沙第一师范附属的高小部读书，毕业之后，为了能进一步的学习知识，任弼时先后进入明德中学和长郡中学读书。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作为对德宣战的胜利国，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并没有正真获得胜利国该有的待遇，日本继承了德国在山东的所有特权。
这对于中国显然是不合理的，但北洋政府却准备选择接受这个决定，这引起了国内有志青年的强烈反对。
5月4日，一场以青年学生为主的抗议活动在北京开始并迅速席卷全国。当时仅有15岁的任弼时也跟随湖南学子们参与了。
1920年，16岁的任弼时见到了当时已经27岁的，结识了更多心怀革命的有志青年，并于这一年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开始了他坚持一生的革命事业。
1921年春，为了能探寻革命的真理，任弼时和等人决定远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在这里，任弼时等人勤工俭学的同时开始深入了解马克思主义著作。
期间，有许多人都有些坚持不下去，但每每这样一个时间段任弼时都会鼓励他们：“我们在这里吃点苦，回国之后就能早些让国内的老百姓们过上好日子。”
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的时间里，任弼时等人极大地开阔了革命视野，随即便准备回国参与国内的革命工作。
回国后，任弼时便在组织的安排下担任江浙皖团区委委员，并负责《中国青年》等刊物的编辑和稿件提供，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
1927年4月12日，在蒋介石的主导下，上海地区的成员开始大肆捕杀人，上海的地下党组织遭受到极大的破坏。
5月，任弼时当选中央委员，并起草了一份《政治意见书》，三次致书陈独秀改变政治政策但都被拒绝。
次年9月，任弼时受中央党组织的委派到安徽组织革命工作。但不知什么原因，反动派也得到了这一条消息，在任弼时到安徽不久之后就遭到了反动派的抓捕。
被捕之后，任弼时天天都会遭到反动派的严刑逼供，但这并没有让任弼时屈服，每当被问起他是不是人的时候，任弼时都会做出一样的回答：“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商人。”
这样的严刑逼供一直持续了一个多月，10月份的时候任弼时才在党组织的营救下得以出狱。出狱后的任弼时并没有听从党组织的安排安心养病，只休息了数日便又开始着手开始主持工作。
但好景不长，次年的11月份，当时到上海进行工作的任弼时再次被捕。这次反动派的人员显然是得到了一些消息，为了让任弼时说出他们想要的消息，专门将一台“电椅”抬了出来。
那些特务先是对任弼时说道：“我们提议你还是把我们想知道的东西都说出来，免得受一些不必要的苦头。”但任弼时并没有被这些语言恐吓到，作为一个坚定地无产阶级革命者，任弼时对于党的忠诚不言而喻，他对那些特务说道：“有什么手段就使出来吧。”
这次牢狱之灾让任弼时留下了深深地病根，因为遭受到了极为残酷的电刑，任弼时的背部也因为电击，留下了两个拳头大的烙印。
但身体上的疼痛并没有阻挡他革命的热情，在休养一段时间以后又再次投入到了工作当中。每当们想要劝说他注意自己身体的时候，任弼时都会说：“我这人有‘三怕’，一是怕工作少，二是怕用钱多，三是怕麻烦人。”
1934年8月，由于反动派的多次围剿，任弼时所在的红六军团的处境也愈发艰难。第五次反围剿战役宣告失败，红六军团也在任弼时、萧克以及王震的率领下突破重围，从湘赣苏区开始西征。
两支队伍成功会和之后，为了能供直接方便的指挥，两支队伍组成了红二方面军，由贺龙指挥、任弼时担任政委。期间，队伍多次与追兵交战，但都化险为夷。
一次在行军的路上，为了可以了解队伍前方的情况，任弼时走到了部队前面。但这次却很不幸，任弼时的脚被一个竹签给扎透了。
刚发现时，任弼时还半开玩笑的说道：“这是哪个熊孩子给我下的套儿啊。”接着便准备把竹签给拔出来，竹签拔出来的瞬间，鲜血也顿时流出。
但长征的路上，红军的医疗资源十分有限，任弼时的伤也没有正真获得及时的医治。再加上当时长征路上复杂的环境，任弼时的伤口也开始恶化，逐渐出现了化脓的现象，随之而来的还有高烧。虽然有随行军医的紧急处理，任弼时还是几度出现休克。
为了能甩掉紧跟其后的反动派，第二方面军冒着寒风紧急过江。看着任弼时的情况，贺龙的心里也很是着急，为了让任弼时能够安稳的休养，他们决定将他安置在一户老百姓的家中，安排了两名警卫的同时还给那户人家留下了几枚大洋。
可任弼时并没有因此停下来，醒来之后便急忙叫来了自己的警卫说道：“别停下来，我们一定要要尽快追上大部队。”
全国抗战爆发之后，红军被改编为八路军并开赴抗战前线，任弼时任总政治部主任。
1938年3月，为了可以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援，任弼时代表中央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抗战形势，同时也向共产国际总结了中国国内的抗战形势和中央对于抗日战争每个阶段的任务。
回到延安后，为了可以调动起全国军民的抗战情绪，任弼时开始接触抗战宣传方面的工作。
先后在《真理报》《共产国际》杂志发表《民族解放斗争中的中国》《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中的中国》等文，并指导一些翻译的工作人员将毛主席的《论新阶段》译成俄文，在《共产国际》等刊物上刊登。
战争时期，任弼时每天工作的时间都达到了15个小时左右。每每看到任弼时这样不顾身体情况的工作，毛主席和周恩来心里就很是难受，两人私下里也经常说道：“弼时的身体情况本来就不好，要多劝劝他，不能为了工作把自己的身体给拖垮了。”
1948年春天，此时国内的解放战争正如火如荼，任弼时的身体也因为长时间的高强度工作垮掉了。医生给任弼时全身检查发现，任弼时的身体因为早年留下的病根已经是愈发不堪，还患上了严重的糖尿病和高血压，甚至会出现了动脉硬化的迹象。
得到这一条消息，毛主席和周恩来也放下了手里的工作来看望任弼时，并说道：“弼时，手里的工作先放一放吧，不要再这么累了。”
面对两位老战友的关心，任弼时只是摇了摇头感慨的说道：“现在的工作还有很多，我们的路还有非常长，现在哪有不工作的道理啊。”见任弼时这样说，毛主席和周恩来也清楚自己两人劝不动这个老战友，只能是心里干着急。
直到1949年4月，中国人民解放了国内大部分地区，这时毛主席以党中央的名义专门发出一道指令：“任弼时必须立即前往玉泉山休养所休息。”
开国大典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名单里的人员都是对于国内革命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人。但对于任弼时是否出席开国大典，工作人员确是犯了难。
在革命时期以及战争时期，任弼时对于党内的贡献是十分巨大的，但又考虑到任弼时的身体情况，工作人员在一番讨论之后还是把任弼时的名字加入了开国大典的名单里。
毛主席看到工作人员拟定的名单之后，心中出现的了一丝丝顾虑，在一番沉思之后便拿起了桌上的铅笔，随后便把名单里“任弼时”的名字划去，并且批注道：“任弼时不允许出席开国大典，必须安心养病，但可以让他的女儿代为出席。”
得知这一条消息的任弼时也很是遗憾，随后便对妻子陈琮英说道：“唉，主席又把我给禁足了，不能出席开国大典真是遗憾啊。”
陪她养病的陈琮英则是说道：“毛主席这也是为了你好，既然不能出席开国大典，那到时候我就陪你一起在收音机里收听，我们这也算见证历史了。”
1949年10月1日，一声声的礼炮在北京城中响起，伴随着毛主席庄严而又雄厚的一声：“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新中国就此成立。
而此时在收音机旁收听的任弼时也是留下了激动的泪水，见丈夫这个样子陈琮英便准备给他擦去眼泪，但却被任弼时制止了。他对自己的妻子说道：“我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了，这辈子应该也没什么遗憾了。”
1949年12月，在毛主席、周总理等领导人的安排下，任弼时被送到苏联养病。
1950年5月底，任弼时得以从苏联回国。回国后便给毛主席写信，想要立即参与国内工作。在和任弼时的医生通过电话之后，毛主席也给了任弼时特批，但每天的工作量不能超过四个小时。
恢复工作后不久，任弼时便把自己的病情抛之脑后，工作的时间也慢慢变得久，后来更是自己给自己增加到一天8个小时以上。
1950年10月25日凌晨，因为长时间的过度疲劳，任弼时突发脑出血被送到医院里抢救，27日中午，医院宣布抢救无效，终年46岁。
曾评价任弼时道：“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